我悄悄地走过去，假作系鞋带似地蹲了下来，把这张纸稍稍折了一下夹到了参加救护队培训时用的笔记本里。出于直觉，我很小心翼翼地避开了家里人的目光，直到上了电车后才小心翼翼地将那张纸打开细细看了。我不由得有些后悔，那些残酷的现实本是我无法承受的。
和惨烈的现实比起来，此时簌簌发抖的我不得不承认政府粉饰太平的报道要容易让人接受得多。至少听了电台里的新闻，人们会打心眼里相信，只要世界各国都站在中国这一边，只要大家团结一心共同抗战，日本人肯定能被赶出中国。可是看了战报，这种坚信就被一锤子击碎了，而且是碎成了渣渣，再也拼凑不出完整的信念。此时的我，就像是被雷击中了一般目瞪口呆地瘫倒在座位上，连电车到站也浑然不知。
一双手把掉落在地上的文稿纸捡了放到我手中：“小姐，你没事吧？”
我神情恍惚地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末了突然看到眼前熟悉的景物，赶忙一把，头也不回地冲下了车。可就在一秒之后，我却后悔了。因为我看见了车窗里一闪而过的脸，那样高的身材和那样清隽的一张脸绝不可能认错，再加上那熟悉的声音，我可以百分之百笃定，那是失踪许久的时译之。我来不及检视记忆里的片段，便拔腿去追电车，不过司机似乎心无旁贷，车子渐行渐远，终于在视线中消失不见。
我在心里暗骂，时译之这个家伙绝对是认出我了。所以一认出我，丫就躲到人群里假装不认识。刚才他肯定是凑到车窗前观察我的反应，从这些蛛丝马迹来判断，这家伙心里绝对有鬼！
我有些气恼地久久停在原地，懊恼之情就像是长江之水奔流而来。刚才我若是能够抬头看上一眼，如果那时候能认出他来，现在就绝不至于这样懊丧。我要是料得不错，在这种紧要关头时译之突然出现，那就意味着他和顾作言以及他们背后的势力要有新动作了，而如今我倒是很希望他们能做些什么一次打击日本人的嚣张气焰。
我平日里对政治不感冒，但并不意味着我心里什么都不明白。我对顾作言的怀疑由来已久，再加上之前的几次偶遇和后来的失联，就是傻子也晓得他绝对不是泛泛之辈。也许是出于感激，也许是因为我已经把他当作了朋友，这些事我一概没有向任何人提过，就是和卫二月在一起的时侯，也默契地闭口不提。但是！这事实就是客观存在的，经常在午夜梦回的时侯让我深深猜疑。过了许久，我才把自己从懊丧的情绪里拯救出来，我满不在乎地安慰自己，哼，有什么了不起，如今咱也是能为国做贡献的人了！
几天以后，急转直下的战事替犹豫不决的祖父做了决定。古语说“饱暖而思”，也就是说吃饱了穿暖了没有性命之忧的时候才会去想那些有的没的，等到了连生存都有问题的时候，身外之物自然能一并抛却了。
因为听说日本人已经打到了黄浦江上，整个上海一夜之间就陷入了惊恐之中。祖父不及多想就下了决断，“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还是听父亲的话举家搬到租界去。不到半天的时间，逃难所需的一应物资就被整理出来了。祖父有自己的原则“除了那些必要的和祖传的宝贝，其余的东西都留在大宅里”。
同样的，他仍旧保留着坚定的“革命乐观主义情绪”，认为这仗打不了多久还是要回来的。所以特意花大价钱雇了一个“要钱不要命”的“红头阿三”留在大宅子里替我们守护那些带不走的家当。所谓的“红头阿三”其实是上海人对于印度人的形象称谓，因为他们常年包着红头巾，所以这种称呼便不胫而走，反倒替代了印度人本来的称谓。“红头阿三”通常承担着以下这两种职责，其一是巡捕房的打手；其二则是看门人。普通的老百姓在他们手里吃了不少的哑巴亏，但是政府和租界当局却对他们信任有加，所以“红头阿三”在上海的名声一直不大好。
不过和穷凶极恶的日本人比起来，“红头阿三”的形象便要可爱许多了。用形象的说法来说，一种是敌我矛盾，另一种是第三世界贫苦大众的内部矛盾，这其中的亲疏之别还是分得清楚的。祖父和新请来的“红头阿三”牛头不对马嘴地沟通了许久，最终还是我的英文派上了用场。在传达了一些重要的交代以后，祖父才带着大家依依不舍地离开。
说是“逃难”，要轻装简行，其实还真没轻到哪里去。祖父坐了二伯母家的汽车，其他人两两则坐着黄包车，还有后头雇来的好几辆货车载着用大木箱打包起来的家当，组成了一组不小的车队，浩浩荡荡地朝着我们的新住所去了。中国人历来把乔迁新居视作是喜事，可是因为如今却是因为战火连绵的境况下不得已而为之，所以有的只有忐忑，绝没有半分欣喜。
我和母亲同坐在一车黄包车上，母亲见我神情紧张，便伸出手来牢牢地握住了我的手：“别担心，日本人虽然厉害，但是我们有几百万的军队，绝对不会让他们得逞。”
我有些愣愣地瞧着前方：“可是日本人一路南下如入无人之境，所过之处烧杀抢掠、十室九空。照着这样的速度，打下上海也只是时间的问题。要是整个中国都被他们打下来了，我们岂不都成了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历史上的教训还不够么，怎么就不能早做防备，还讲什么攘外安内！”
母亲微笑着把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