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山东曹州人，弘治六年进士。
去年，王绍担任陕西右布政使，年底回京述职，年初升为浙江左布政使。接到调令之后，他中途还回家省亲一趟，然后慢悠悠来到浙江赴任，只比王渊早到半个多月。
仅上任一个月的布政使，能贪得了多少？
王绍一分钱没贪，也就某士绅上门求字，给了一千两润笔费而已。
他怕个鸟啊？
嗯，还真有点怕！
浙江其他官员不知王二郎的威名，王绍却清楚得很。
王渊在西域灭国时，王绍在陕西。甚至，王渊、朱英、张伟等人回京，他还在西安城外接待过，听到不少关于西域灭国的细节。那他娘几千上万的杀人，听说杀了好几万，简直就是个活阎王。
王绍年初回山东老家省亲，又听说王渊在山东治河时，把七品以下官员砍了好几个。当场就砍死，根本不经三法司，事后还有功无过，巡按御史都不敢弹劾。
惹不起，惹不起！
王绍连续写了好几副字，换来家仆说：“给陈员外送去，就说本官书法拙劣，一幅字不值一千两，再写几幅给他补上。”
好了，完事儿了，浙江北关的事情，从此便与王绍无关。
真正着急的，是浙江右布政使任鉴。这位老兄在杭州为官数年，还有一个月就要卸任了，关键时候居然碰到这档子事。
“任方伯不必担心，再让他查一年，也查不出什么问题来。”浙江按察使原轩说。
任鉴焦急道：“怎么可能查不出问题？就算账目肯定没问题，但人有问题啊！他王二只需接管北关一个月，税银那么一对比，什么都清楚了！”
钞关的官吏，自然不会傻到直接贪污税银。他们的主要进项，是敲诈勒索来往客商，虚报瞒报过关税额，这些东西都不用走账的。
堂堂大明五大钞关之一，浙江北关一年的税收，居然还不足三万两银子。
而清代康熙年间是多少？
一百二十多万两！
等到雍正狠抓贪污，改革税制之后就都站不稳，被军士放下之后，直接瘫坐在王渊面前。
王渊把两张税表扔过去，质问道：“喻主事，为何我一天能收税将近一千六百两，你一天只能收税八十两？”
喻智口干舌燥：“定是……定是昨日船多。”
王渊笑道：“要不，我多收几日看看，总不能一直船多吧。若是如此，我也不用回京当侍郎，就留在浙江收税算球。本官旺商啊，能为朝廷增涨二十倍的关税。”
喻智只是个当官不到两年的初哥，哪里经得起这般场面。他哭声道：“王总制，在下担任北关主事，也不过才四个月而已。我是被逼的啊，北关下辖七个课税局，我若不顺着他们，连一个课税局都指使不动。”
王渊指着河面上密密麻麻的船只，斥责道：“如此商贾云集，一天只收八十两水银，你们这些人胆子真大！”
喻智低头不语。
王渊又往远处一指：“此地往北十余里，皆为湖墅，居民稠密，商旅如织。你看这钞关街，一条路都被踩成什么样子了？坑坑洼洼，连车轮都要陷进去。你们就算要贪，至少也得拿点钱出来，把路给修好啊！贪官还能容忍，只贪不做事简直该死！”
喻智脸色胀红，羞愧难当，毕竟还在新手期，良心没有彻底泯灭。
王渊坐回交椅：“说吧，你们是怎么捞钱的。”
喻智也是豁出去了，他属于直接责任人，很可能被推出来背黑锅。既然没有活路，那就死中求活，啥话都往外吐：“商船……”
“慢着，”王渊对宝朝珍说，“此人所言，全部记下来！”
喻智慢慢爬起，坐在路边石墩上：“商船来往，本应抽取实物为税，为了便于课税，往往由钞关吏员估算价值。一千两的货物，最高可估值一千八百两，但基本是估一千五百两左右。商贾不敢不给，多估的税银，都进了私人钱袋。”
王渊拍掌道：“精彩，吃了商贾，再吃朝廷，你们这是两边吃啊。如果按昨天的税银来算，再加上你们敲诈商贾的银子，每年至少得私吞七八十万两吧？都抵得上户部一年税收的十分之一了。”
喻智说：“我上任数月，也就分到二三千两而已。王侍郎，你真敢一查到底吗？”
“有何不敢？继续说！”王渊怒道。
喻智惨淡一笑：“商船、客船纳税，皆给印票（纳税收据）。钞关印票有两套，一套给朝廷看，一套发给税民。后者一月一清，上个月的已经烧掉，这个月的都被王总制扣押了。”
正德年间还算好的，万历年间才牛逼。
因为各地钞关贪腐成风，万历皇帝只能派太监督关。刚开始确实税收大增，渐渐变得越来越少，因为太监盘剥商贾太厉害，搞得商贾宁愿绕道走陆路运输，绕过杭州之后再进大运河走水道。
两相比较，文官确实在贪，但对地方经济影响不大。而太监为了增加关税，不便直接贪污太多，转而从商贾身上刮油，结果搞得当地经济下滑。
王渊突然问：“喻主事，你想不想当清官？”
“进士出身之人，谁还不想做清官啊？”喻智好笑道。
王渊说：“从今天开始，你跟着我，便是天下无二的清官了！”
喻智愣了愣，瞬间如闻仙音，整个人精神抖擞，起身作揖拜道：“愿随王总制鞍前马后！”
王渊说：“任何人来找你，都不要给好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