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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回我们说到元宏带领北魏军主力云集钟离城下。一场攻坚战立即就地展开了。可我曾经多次用围棋术语解释过战争中“敌之要点乃我之要点”的道理，南朝军事将领当然对于钟离的战略地位了熟于心，在多年的经营中，自然钟离城会修建的无比坚固，虽然比起先前我们多次提到的彭城有所不如，但它依靠淮河、濠河之险，对付北魏的铁甲骑兵也是不落下风。
史载北魏大军就此困顿在钟离城下，久攻不克，伤亡惨重，士气渐渐转衰。公元495年春3月，随着春汛的到来，淮河水位如期上涨，而南齐帝国北上援助钟离的水军已经沿淮河西进，大有切断魏军退路之势。此时此刻，元宏不得已在钟离城附近淮河两岸修筑营垒，同时在淮河中央的邵阳洲（淮河中间的冲击小岛）上也修筑营垒，并用栅栏连接3营，来打通两岸联系，并以此来切断淮河，阻挡南齐援军。但事与愿违，战争不是过家家，如果你违反了客观规律，就一定会被狠狠惩罚，当春汛来临，河道通畅之时，南齐军补给充足，而水战又不是魏军所长，南齐右卫将军萧坦之派军主裴叔业对魏军在淮河两岸新修筑的2个营垒发动攻击，全部攻克，魏军的“切断淮河计划”就此泡汤。
此时，北魏帝国在淮河南岸钟离城下还驻扎着大量野战军主力，孝文帝元宏于是计划在淮河南岸重新构筑营垒，做长期驻军打算。并用诏书询问相州州长高闾的意见。
高闾在战前就是阻战派，见皇帝询问，立即上书发表意见：“敌人土地东西辽阔，在淮河南岸修筑营垒，补给难以保障，如驻军稀少，势必又难以支撑。当年世祖皇帝拓跋焘以排山倒海的威力，率数十万精锐南下（参考“瓜步之役”），在没有攻克支点大城市时，后来班师回国，也没留下一兵一卒，把一条最小的街道并入领土。如今，我们的困难比当年还要加倍，天气即将转热，雨水还要增加，希望陛下追随世祖脚步，反转车轮，先行全力经营新都洛阳，充实战力，观察形势，只要我国内部和睦，南方的敌人迟早会归顺我们！”
史书的记载，乍一看似乎魏孝文帝此时举棋不定，向大臣问计，其实元宏向远在天边，并未随军南征的“阻战派”高闾问计，其实已经表明了他心生退意，“问计”本身就是给自己未来的“撤兵”找个台阶下下。高闾建议退军，元宏自然顺水推舟，下令魏军全线回撤。
故事讲到这儿，大家可能会疑惑，魏军已经兵临城下，围困了寿阳以及钟离，为啥就这样轻易回撤呢？原因当然不止远在相州的高闾所说的因素，这次退军的直接导火索却是一个月前，元宏无比信任的王肃（自比孔明的南齐降将，参考“我的中国心”）以及前刘宋帝国九王爷刘昶统帅的中路军在义阳城下打的一个大败仗……
义阳（河南省信阳市）是淮河上游一个军事重镇，虽然地位没有寿阳、钟离那么重要，但是它扼守淮河上游，距离魏军中线攻击出发地悬瓠城（河南省驻马店市）十分接近，如果魏军不能拿下义阳，当南齐水军纵横淮河之上时，义阳驻军随时可以攻击悬瓠城，从而从侧翼打击魏军补给线，威胁淮河南岸兵团主力的安全。
《资治通鉴》记载，早在公元495年2月，北魏刘昶和王肃兵团就在猛攻义阳，可惜攻击难以奏效，虽然北魏中路军号称二十万之众，把义阳围困的水泄不通，连日攻打，但义阳就是屹立不倒，渐渐地魏军士气受挫。更加严重的是，南齐帝国镇南将军王广之的援军已经近在眼前了。可此时情形却是“麻杆打狼两头怕”，王广之踌躇不敢前进，这时随军黄门侍郎萧衍请战，于是王广之把全部精锐配属给萧衍，当晚攀登义阳西南的贤首山。刘昶、王肃不知萧衍底细，不敢进逼。第二天天明，义阳守军得知援军到来，于是出城突击，同时顺风放火，萧衍则率军从外围攻击，刘昶、王肃大败而归。请大家记住萧衍这个名字，数年后，就是这个萧衍篡夺了南齐的花花江山，成立了南梁帝国，而萧衍则成为鼎鼎大名的梁武帝，此乃后话。
而我们流亡到北魏帝国的原刘宋帝国九王子刘昶就像是北魏军的灾星，每次南下作战，都是刘昶这里掉链子。不过这有可能是因为刘昶率领的是“刘宋复”，兵源应该多来自南方怀念刘宋帝国的汉人和旧部，在如今萧齐帝国眼里基本算作“伪军”，所以战斗力并不强。就像抗美援朝时，我入朝作战的志愿军每每也是拿“南韩伪军”开刀，从而撼动联合的整条战线一样，南齐军队估计也是“柿子捡软的捏”，抓住刘昶狠揍，从而逼迫北魏全线撤退。此次惨败之后，刘昶郁闷愤恨，不久病死彭城，刘宋帝国的“复国大计”也随着刘昶之死落花流水而去了。
刘昶、王肃领衔的北魏中路军在义阳城下的惨败，导致元宏此次南征的形势恶化起来，义阳的南齐军随时可以威胁北魏帝国淮河以南军队的补给线，寿阳、钟离的魏军此时已经身处险境。
史书记载元宏此时心有不甘，还想南下长江，完成其高祖拓跋焘饮马瓜步山的壮举，但是从钟离南下不久，帝国司徒、长乐公冯诞（冯太后的侄子）病死在钟离城下，于是元宏连夜返回钟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