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我们说到孝文帝最后一次南征，反击南朝太尉陈显达的北伐之时，对于留守大后方，帮助太子元恪镇守首都洛阳的主将做了调整。把原先的任城王元澄换成了领军将军于烈。这种人事上的调动和孝文帝的“托孤”又有什么微妙的联系呢？我们不妨介绍下元澄和于烈在“托孤”时的个人状况。
熟悉这个连载的朋友应该有印象，在孝文帝亲政初期，任城王元澄是元宏非常倚重的一个宗室王爷，元澄不仅力挺元宏的“汉化改革”，而且在国中动荡，“分子”裹挟前太子元恂以及一众宗室王爷造反的时候，立场坚定的站在元宏身边，为元宏的改革保驾护航，迅速平定了这场叛乱，可以说是一个文武双全的王爷（参见“瞒天过海”“的困境”等章节）。
但是任城王元澄毕竟是元宏堂叔，血统比较疏远，随着政坛新星---元宏的六弟彭城王元勰逐渐长大成熟，异军突起之后，元澄在政府中的地位就有所下降。更有甚者，由于元宏“汉化改革”以及“南下征伐”的需要，皇帝对从南朝投降过来的“小诸葛”王肃十分看重和依靠（参见“我的中国心”）。于是在元宏执政后期，元澄在政府的地位连王肃都比不上。参考元宏最终的“六常委辅政”组织结构，王肃被任命为尚书令（总理），而任城王元澄只是个尚书右仆射（副总理），所以元澄对于王肃的态度还很微妙，以后这个定时炸弹还会被引爆，现在我们先按下不表。
由于彭城王元勰和任城王元澄文武双全，军政都是一把好手，所以在皇帝元宏屡次南下征伐之时，通常都会安排元澄留守首都，而元勰跟随自己南下作战。不难想象，元勰和元澄在皇帝元宏病重之时，就会建立起一种更加紧密的“前后方的工作关系”。由于元勰血统的“更加纯正”，以及其由于元宏的信任而“总理军政全局”的地位，假如元勰和元澄一样，对皇帝看重南朝降将“小诸葛”王肃都颇有微词的话（实际上绝大多数鲜卑大臣都对王肃不满，害了红眼病），那么这种情感上共同的体验，就会很容易导致元澄拜倒在元勰的山头下，成为元勰的同志加战友。
当然，元勰和元澄是否结党在这里只是猜测，史书并未记载，但是在当时，尽管没有显著证据来说明元澄和元勰结党，但皇帝元宏应该对于这种“可能性”也有所顾忌。一旦这种结党成为事实，原本就大权在握的彭城王元勰如果得到留守洛阳的元澄的支持，那么对于太子元恪的地位将是致命的威胁。
而于烈相对于元澄就安全许多，于烈是北魏帝国开国功臣于栗磾的孙子。于氏家族由于在历史上对帝国贡献巨大，所以“于”姓在孝文帝时期也名列“功臣八姓”之中，这个家族在帝国政治中也是一方势力。但是于烈在我们之前的连载出镜率并不高，虽然他有皇帝元宏御赐的“丹书铁券”，但根据史料记载，于烈在帝国政治格局中的位置较低，他的履历也多是跟随孝文帝在军中效力。有了这样的背景，对于在非常时期手握京城防务的这一职务来说，于烈相比较元澄来说就有了相当大的优势：
第一、于烈不是宗室，比较那些骄横的王爷们来说，于烈更加容易屈从于正统皇权，听命于皇太子的调遣。
第二、于烈在日常行政中职位不高，这样也就不会引起“野心家”的注意，从而被拉入伙，形成一团势力。
第三、于烈军人的履历让他能够把控住军队，稳定首都局势。
第四、于烈的侄女后来嫁于元恪为妻，被立为皇后，虽然这个事件发生在“托孤”之后，但有可能这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孝文帝生前很有可能就有让太子元恪娶于家女子为妻的意思。而于烈身后的于氏家族的势力能够让他成为太子维稳的坚定后盾。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于氏家族和皇太子就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而这种利益上的纽带比任何道义上的约束都来得实在。
如上所述，尽管元勰和元澄并没有证据在结党，可这一旦成为现实，那么当元宏病死军中之时，元勰就可以控制南下的帝国精锐部队，而元澄则可以在京城控制住皇太子元恪。而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北魏版的“沙丘政变”就有可能发生。所以，在元宏病重又不得不南征之时，把于烈这个更能让人放心的人放在京城就可以最大程度的化解上述风险。
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更加深层次理解元宏远征之时，亲自拉住于烈的手说：“京城空虚，你应当严加保卫。可以镇守二宫，以收拢远近各地的人心……”这句嘱托的真实含义，那就是如果彭城王有异动，那就紧闭城门，诏令天下“除贼勤王”。孝文帝元宏早在出征以前，就未雨绸缪，安排好了一切。
根据史书记载，元勰处处效法大哥元宏的做派，也深受汉学熏陶，对于“进退”“舍得”的辩证思想了然于胸。尤其元勰也饱读史书，对于政治斗争，人性冷暖一点都不陌生。所以他坚决不接受元宏的“托孤”，坚持辞官，也显示出元勰作为一个成熟政治家的做派。
史载元宏病死谷塘塬之后，由于担心南朝太尉陈显达得知这个消息，跟随骚扰掩杀，于是元勰和元澄等人商议秘不发丧，元勰按时照点给“皇帝”送饭送药，同时指挥南征大军悄悄北返；与此同时，元勰派出特使，星夜赶回洛阳，把这一消息通知留守京城的于烈。于烈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