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号的早上，一家人都早早起来，草草的吃过早饭，冯一平和父亲就出发去学校。
两人负担都不轻。
冯振昌挑着担子，一头是课桌，课桌里面还放着叠的整齐的被子和蚊帐，另一头是30斤米——这是冯一平一个月的口粮。
冯一平，里面装着纸笔，还有从同村高年级那里借来的旧课本。因为没钱交学费，至少今天是领不到书的，只能早做打算。还塞着一个搪瓷碗，一把铁勺，这是吃饭的家伙。
手也不闲，一边是塑料脸盆，一边是一个网兜。
网兜里有两个罐头瓶装的咸菜，这是他一个星期的下饭菜，一小瓶辣椒炒炸豆腐，省着点，大约能吃两餐。
从小学5年级开始住校，然后三年初中，三年中专，一共8年时间。8年时间里，除了每年寒暑假，他基本上是用咸菜下饭，咸菜已经深深的刻在骨子里，烙印在味觉中。以至于，后来每年回家过年，最想吃的就是妈妈腌的咸菜，因为外面卖不到这个味道。妈妈有时候就说他，“那个东西有什么好吃的？吃了8年，还没吃够？”
在他们吃饭的时候，冯宏兵就走了，父子二人就径直到村口，汇合上另外两家。一个和他同级，现在还同班，叫冯文，其实成绩一般，也是爸爸挑着担子。
另一个冯海涛，就要读初三，冯一平的课本就是他借的。他课桌不用带，但也不轻，又拎个大包。因为从初中二年级开始，就是放月假，一个月只能回家一次，咸菜要多带，还要带换洗衣服。
差不多就是去外公家的路，只是在冯一平看风景的那座山下，拐向北，翻过另外一座山，穿过一个村子，再赤脚渡过一条河，上岸就是公路，公路的另一侧，就是乡中学。
对于农村的孩子来说，学校是不一般的地方。目前，只有通过这里，他们才可以走出一条不同于父辈那样，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路。父母们也同样如此希望，从上学的第一天开始，父母就会对老师说，“孩子就交给您了，不听话，不好好读书，你该打就打，该骂就骂。”
你看看，打骂由你不说，打还放在骂的前面。20年后，明智的老师哪还敢体罚学生，更遑论这个体罚还是有家长背书的。
因此，老师不仅交给他们知识，还和父母一样，拥有对他们进行体罚的权利，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在孩子的心目中，老师比父母更有权威，而这一点，父母们也是认同的。
所以，对孩子们来说，这个时候的学校，是带有一种神圣意味的地方，一样的房子，一样的人，其中却仿佛萦绕着些不一样的、叫他们敬畏的东西。
在参加工作后，再回家时，公路已经通到村里，可以坐车直接回去。但每次经过这里，他都想再看看，这个在儿时心目中圣地一样的地方，却总是没能看上几眼。
那时的故乡变化很大，不少地方他都认不出来。学校变化也很大，校门不再正对着公路，周边都垒起了高高的围墙，连里面的教学楼都看不见。原来校门的地方，被一堵高墙替代。哎，应该就是这里啊？怎么是一堵墙？正迟疑着，怀念着，就在这一眨眼的工夫，儿时心中圣地一样的学校就被远远的甩在身后。
乡中学刚好夹在两座小山中间，背靠着另一座山，大门正对着公路。门的两边有灰砖做的围墙，把左右两座山之间的缺口围起来。这其实也就是个象征意义而已，因为学校只有这里有一段围墙，其它地方都敞开着，除了这个大门，其实四面八方都可以进学校。
上了岸，就看到了一幢两层的长方形楼房，这是学校唯一的楼房，是老师的宿舍，也是他们办公的地方。
此时，楼房前面，校门后面的操场上，来报道的学生外带家长不少。大多数都是肩挑手提的，只有少数住在公路边的是家长骑着自行车，还有十几个老师也在其中忙碌着。
最热闹的，要数楼房底下左边的一间办公室，那是生活老师住的地方。两个老师在那忙碌着，门前一台磅秤放在地上，家长们围在旁边，把米放在磅秤上称重，然后到窗口，交上相应的几块钱——因为称的那只是米，要变成饭是要烧柴的，学校不收柴，只收钱，然后才换成麻将牌大小、红绿两色的的饭票，红色的是二两，早餐吃粥和馒头，绿色的是四两，中午和晚上用。
学校总的格局是这样的，进校门就是操场，上去几级台阶，平台上居中就是那两层的楼房；楼房左右，各一溜四间瓦房，这是教室；楼房后面的坡上，并列着另外一排瓦房，这是宿舍；学校左边的山头上，建着个水塔；山下面，有口池塘，池塘边有几间房子，那是厨房，它右边就是教室；右边的小山包上，有一个独门独户的院子，那是校长和副校长住宿办公的地方。
冯海涛在操场上帮忙看着，他和冯文两个，抬着课桌到一年级一班教室。教室在左边，前面两间是三年级的，中间一年级二班，他们班在最后的那一间。
班主任王玉敏，披散着头发，穿着蓝底白点的连衣裙，脚踏白色高跟鞋，正站在讲台上，指挥着早到的同学把课桌摆好，下面坐好的同学不是带着新奇的左看右看的，就是和同桌，或者以前熟识的同学在说着话。
看到他们两个抬着桌子进来，问了名字，冯一平昂着头回答了，这个时候，冯一平比王玉敏要矮，但他记得很清楚，到初三的时候，他就比王玉